古诗词艺术歌词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主要体现在语言美、意境美、旋律美、情感美和形式美等方面，具体如下：

1、语言美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语言美，主要体现在其采用古典汉语，用词精准、简练，富有诗意。这种语言美不仅体现在歌词的文字上，更在于其与旋律、节奏的完美结合。歌曲的旋律和节奏与语言的节奏和韵律相呼应，使得歌曲的语言美与音乐美相得益彰。

2、意境美

在表现意境方面，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通常含蓄、深远、典雅。这些歌曲通过音乐的渲染和表现，能够将听者带入一种超越时空的艺术境界。每一首歌曲都仿佛是一幅画，每一个音符都饱含情感，使得听者仿佛置身于古代的诗歌中，感受到那种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

3、旋律美

旋律美是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又一重要特点。这些歌曲的旋律通常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采用民族调式和旋法，使得歌曲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同时，通过音色的变化和细腻的处理，歌曲的旋律更加优美动听。听者可以感受到那种古朴典雅的音乐风格，以及那种悠扬的旋律线条。

4、情感美

这些歌曲通常表达情感丰富、细腻，既有婉约之情，也有豪放之情。通过音乐的表达，能够将诗歌中的情感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听者可以感受到那种深沉的情感和真挚的情感表达，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与诗人共同经历那些情感历程。

5、形式美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通常采用古典诗词作为歌词，结构严谨、工整，遵循平仄和韵律的规则。歌曲的形式和结构符合诗歌的特点，使得歌曲的形式美和诗歌相一致。这种形式美不仅体现在歌词上，更体现在音乐的编曲和结构上。通过严谨的结构和工整的韵律，使得歌曲更加具有艺术性和审美价值。

中国艺术歌曲创作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那时的《诗经》被称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的大雅、小雅已成为我国古代艺术歌曲的源头。诗歌发展至唐代达到鼎盛时期，唐代诗人的作品入乐歌唱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到了宋代，曲子词发展至鼎盛时期，这种长短句易唱而文词高雅，使之与音乐的结合较诗句更为自由。而元曲是可以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具有时代标志的文学艺术形式，它是利用音乐曲牌来抒情、写景、叙事的一种清唱形式，在语言方面大量使用口语，倾向于通俗化，因而有着鲜明的民间风格和地方色彩，保持了民间歌曲质朴自然的特色。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与中国古代歌曲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就发展时间上看，中国古代歌曲指的是民国之前的中国歌曲，而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产生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从体裁上看，它仍然属于“艺术歌曲”，但在具体手法上与艺术歌曲有很大的出入。 

20世纪20年代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全部为青主所作，他一生共创作艺术歌曲19首，其中运用古诗词创作的艺术歌曲有14首，在其整个艺术歌曲创作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主要作品有：《大江东去》（宋・苏轼词）、《我住长江头》（宋・李之仪词）、《红满枝》（南唐・冯延巳词）、《脸如花》（宋・杜安世）、《走去走来三百里》（宋・辛弃疾）、《回乡偶书》（唐・贺知章）、《忆江南》（唐・白居易）、《击壤歌》与《醉妆词》（五代后蜀国君王衍）等。 

纵观青主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可以看出他在歌词体裁的选择上喜用古人创作的词或者是民谣；在题材上选择内容为借古讽今的、表达思念的情感、反映爱情、亲情的等；在旋律手法上，善于把握古诗词的韵辙、节奏和格律，依据“依字行腔”和“依义行腔”两种方法，使古诗词的风格特征与旋律风格特征完美结合；在曲式结构上，作曲家根据古诗词的结构或内容需要来选择与内容相得益彰的曲式结构，而没有套用西方传统艺术歌曲的曲式结构（分节歌、通谱歌等），这种曲式结构的安排也正是青主音乐创作观的重要体现；同时，作曲家运用民族化的和声手法以及形象化的钢琴伴奏写作，使西洋传统的作曲技法与中国古诗词达到完美结合。同时，也体现了作曲家自觉的民族化手法。 

青主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对后来作曲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大江东去》的创作，它不仅是我国的第一首艺术歌曲，也是我国第一首古诗词艺术歌曲，具有双重的历史意义。它的产生奠定了我国早期艺术歌曲的风格特征，同时也是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典范。 

30年代是我国艺术歌曲创作逐渐形成自己特色的时期，堪称我国艺术歌曲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在古诗词音乐歌曲创作方面不仅具有很重要的分量，在创作人数上较20年代也有重大突破，如黄自、陈田鹤、刘雪庵、谭小麟、冼星海、江定仙等等。 

黄自是这一时期主要代表人物，为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作品有《花非花》（唐・白居易）、《南乡子》（宋・辛弃疾）、《卜算子》（宋・苏轼）、《点绛唇》（宋・王灼）等。在创作手法上主要表现为： 

首先，注重歌词韵律与旋律、节奏的紧密结合。如在《花非花》中，歌曲的开头歌词是“花非花，雾非雾”，其韵律为“平平平，仄平仄”，前半句是平声，后半句是仄声，黄自将前半句保持在Sol音上，将后半句的曲调提高四度保持在Do音上，这样的旋律与韵律紧密相连。 

其次，注重旋律与和声的民族化。如在《花非花》中使用了D宫五声调式，在《卜算子》中用了羽、商、角三种调式的综合进行，通过调式的变化为听众勾画出一个缥缈悠远的境界。在和声上作曲家努力探求民族化的和声，采用四、五度叠置和弦、附加音和弦、省略三音的和弦等。 

最后，注重钢琴伴奏的写作。作曲家在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伴奏写作上，不仅做到与歌曲旋律很好的配合，更注重与歌曲情感的把握。如在《点绛唇》中，左手以八分音符节奏为主，并带有装饰性的一个短小优美的音型作为背景展开，右手则带有切分、交错的节奏；在第10与第24小节处，作曲家通过加大节奏密度和和声密度的手法，将歌曲中内心激昂的情绪表现出来。 

黄自不但在自身的音乐创作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而且在教学中也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如他的四大弟子刘雪庵、陈田鹤、贺绿汀、江定仙，对其创作理念的传播及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推动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刘雪庵的古诗词艺术歌曲有4首，《枫桥夜泊》（唐・张继）、《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红豆词》（清・曹雪芹）和古词《淮南民谣》。作曲家在艺术歌曲的歌词选择方面，注重歌词的文学性，这些诗词具有潜在的音乐性。如在《枫桥夜泊》这首歌曲中，作曲家根据诗词“月落―乌啼―霜满天”这样的句读，将音调的节奏设计为XXXX―XXX―，这与诗词的格律也是紧密相连的。在和声手法上也注重民族化的尝试，如在《红豆词》中他运用了bE羽七声雅乐音阶等。 

陈田鹤的古诗词艺术歌曲主要有《枫桥夜泊》（唐・张继）、《春归何处》（宋・黄庭坚）、《江城子》（宋・秦观词）、《采桑曲》（古诗）等。此外，30年代较有影响的古诗词艺术歌曲还有江定仙的《棉花》（古诗）、应尚能的《无衣》（诗经・秦风）、张肖虎的《声声慢》（宋・李清照）等。 

纵观30年代古诗词艺术歌曲发展，其特点表现为：首先，古诗词体裁多样、内涵丰富，有唐诗、宋词、诗经等各个历史时期多位诗词名家的诗词体裁，其中，唐诗、宋词占的比例最大，体现出作曲家自身所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修养；其次，注重歌曲创作的民族化，作曲家们注重如何运用西方作曲理论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最后，都受到专业音乐教育的影响，这一时期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主要作品基本上出自学院派作曲家之手，如黄自、刘学庵、陈田鹤、应尚能、贺绿汀等。这与我国专业音乐院校的建立是分不开的。可见专业音乐教育在我国艺术歌曲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 

40年代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主要有黄永熙的《阳关三叠》（唐・王维）、冼星海的《忆秦娥》（唐・李白）、《竹枝词》（唐・刘禹锡），以及马思聪于1943年作曲的《残阳》（唐・李商隐）、《相见难》（唐・李商隐）、贺绿汀《菩萨蛮》（唐・李白）、江文也《江村即事》（宋・司空曙）、《春景》（宋・欧阳修）等。 

在这一时期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成就最大的应属谭小麟。他的主要作品有《自君之出矣》（唐・张九龄）、《彭浪矶》（宋・朱希真）、《清平调》（唐・李白）等。在谭小麟的古诗词艺术歌曲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运用了20世纪作曲技法，同时注重同我国民族音乐素材想结合，如《彭浪矶》中旋律开始与结束均结束在g小调上，而中间部分找不到主音所在，并且大量运用三级、四级和弦，使作品更具清新典雅的中国风格,将作者背井离乡、思念故人的复杂心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40年代的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一、突出时代性的题材特征；二、民族化的旋律创作进一步得到发展；三、现代作曲技法的结合（以谭小麟为代表）。 

纵观中国近代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历程，自青主创作第一首古诗词艺术歌曲以来，古诗词艺术歌曲先后经历了20年代作曲家――30年代的作曲家――40年代的作曲的创作，在他们的创作中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可以概括为是继承并创新的创作手法。这些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成功创作，不仅丰富了我国近代的声乐作品，更为我们研究近代作曲家的创作手法提供了可考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