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更梳妆台歌词

土家族的民间歌曲按传统习惯可分为山歌、薅草锣鼓、劳动号子、摇儿歌与儿歌、风俗歌等5种。

山歌：土家族山歌在语言上有土家语山歌和汉语山歌两种；在声腔上有高腔和平腔之分；在结构上有“一声子”、“三声子“、“四句头”、“五句子“之别；在内容上有情歌、古歌、礼仪歌、生活歌、苦情歌等。

薅草锣鼓：又称薅草歌、合音锣鼓、挖土歌等。

劳动号子：土家人世居武陵山区和酉水、澧水两岸，拖木运料，撬岩抬石，行船驾舟等，在劳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行船号子、拖木号子、岩工号子最为流行。

摇儿歌与儿歌：龙山的坡脚、保靖的普戍流行用土家语唱的摇儿歌，曲调由上、下句组成，节奏平稳。普戍县的摇儿歌有羽调式和征调式两种，旋律多级进下行。

风俗歌：有哭嫁歌、孝歌、摆手歌等。土家族民歌的曲调是优美而感情真挚的，地方风味十足，节奏里穿插着厚重的民族风格。一般的音例是so、la、do、re、so。以这几个音例为基础，加上迂回润色，从而形成了动人的、十分有特色的旋律。曲式结构大多是四句式，一般是将二句式通过重复和变化的重复形成四句式。也有五句式的土家族民歌，大多是将第四句重复或三四句变化的重复。在土家族号子及祭祀歌曲的结构上，大多有引腔、收腔的结构成份。土家族民歌是五声音阶体系，节拍为偶数拍子和奇数拍子混合两种。音调以窄小声韵为主，偏重小调色彩，偏爱级进和窄音程的旋法，节奏一般比较舒缓中庸，唯跳丧的节奏跌宕多变。如《哭嫁歌》五声音阶调式，哭有曲调，抑扬顿挫，是一门唱哭结合的艺术。

土家族民歌中多用徵、宫、羽、商4个调式，且以徵、宫、羽最为多见，角调式不多。在曲调变换中，同音交替、同音重复比较多。而且，旋律主要是靠同音重复得到延伸。同音的交替重复也是要依靠旋律的变化、重复。如有的民歌因为有了雕饰主音上方大二度音，所以，使得该作品的旋律曲调更明朗，进行时，每个音重复的次数也就增多，同音连缀在一起的旋律结构总是连续交替出现，使旋律得到引申。土家族民歌曲调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以三音腔为基调，旋律变化由歌词推动，一句乐句即一句歌词，乐句的长短与旋律起伏相对应。所以土家族民歌曲调淳朴、简洁，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感很强。在土家人的生活中，生子添女亲朋好友前来贺喜，叫做吃祝米酒；筵席结束后，俩亲家母头戴草帽，脸上抹些锅咪，手里拿着蒲扇或扫把对唱、对跳，相互祝福、打情卖俏、送情送爱，就是这样一唱一跳，把整个祝米宴会推向高潮。乡民们称之为叫打“花鼓子”，也有人叫它喜花鼓或花鼓戏。《黄四姐》就是祝米宴上的传统保留节目。《黄四姐》歌词：

“（男唱）黄四姐，（女唱）你喊啥子，（男）我给你送根丝帕子，（女）我要你根丝帕子干啥子，（男）戴在妹头上，行路又好看，坐着有人瞧，我的个娇娇沙。（女）哎呀我的哥，你送上这么多，（男）东西送得少些沙，你不要这么说……。”

《黄四姐》的歌词曲调、演唱形式喜闻乐见，很容易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喜花鼓调有很多种，其中有《闹五更》、《黄四姐》、《探男歌》、《货郎歌》、《螃蟹歌》、《单身汉歌》、《青蛙歌》、《结婚歌》、《十送》、《十绣》、《十爱》、《十写》、《十想》、《猜字歌》等等。酉阳花灯其表演曲目有：《开门调》、《开财门》、《祭财神》、《仲状元》、《五更明月》、《五更调》、《闹五更》、《洛阳桥》、《十绣》、《十送》、《十唱》、《十字》、《十爱》、《十许》、《闹红灯》、《花儿七字句》、《梳妆台》、《扫五瘟》、《高位禄客官贺》、《情歌调》、《上茶山》、《谢主辞神》、《辞神调》《一把菜籽》、《美女梳头》、《贺新年》、《二十四节气》、《唱十字》、《大十字》、《谢主人》、《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等。

唐代（公元615——967），宋代（公元960——1279）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兴盛时期，尤其是盛唐时期，边疆民族的歌舞艺术大量传入中原，对于中原的音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显然内外文化交流对音乐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唐代的专业音乐有了很高的成就。唐、宋以宋民间音乐中的说唱与戏曲逐浙形成。有关唐代的民歌，我们从敦煌所藏曲子中可以找到一些，如《五更啭》之类。另从当时流传的《竹枝歌》也可了解一、二，竹枝歌是兴起于长江中上游巴渝一带的一种自由吟唱抒情山歌，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白居易都吸收过这种民歌因素，写过一些文人创作的《竹枝歌》。直至今天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的田歌中还能找到《竹枝歌》的曲式结构痕迹。宋代的“曲词”很盛行，当时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新型演唱形式。元代（公元1221——1368）以“小令”闻名，“小令”是民歌的一种，现今西北地区的民歌仍有以“令”命名的山歌。元代的小令流传后世的很少，元代统治者对民间带有不满与讽刺时事为内容的民歌，视如洪水猛兽，严禁传唱。明代（公元1368——1684），清代（公元1641——1911）是封建社会的末期，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中、小城镇市民阶层兴起，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民思想异常活跃，民歌特别兴盛，其数量之多，人民性之强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时已有半职业艺人演唱民歌小曲。到清代晚年（184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封建，反抗外来侵略为主题成了近代民歌的时代特点。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文学家搜集编辑的民歌歌词集，如黄遵宪的《客家山歌》、冯梦龙的《吴歌》、李调元的《粤讴》以及华广生的《白雪遗音》等。

由于个人的偏爱，这些民歌集在品种上大都偏重于民间抒情民歌。其中不少民歌今天仍在民间传唱。更值得提出的是清代著名民间文学家浦松龄的《聊斋俚曲》，选用了明末清初民间流行的五十几种民歌曲牌。其中有一些一直为民间艺人传唱至今，使我们能够听到三、四百年之久的民歌曲调，甚为珍贵。 1.用现有的歌曲调填上新词，曲调基本不变，只在演唱处理以及速度、调高等方面作某些改动，这是最简易的一种。革命战争初期的新民歌和民间歌手的创作中，大都采用这种创作方法。

如《五卅运动》一歌，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将《孟姜女》调填上工人斗争内容的新词而在群众中广为传唱的。在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传统音乐的五大类是互相影响、互相丰富的。其中民歌最早形成，在其他传统音乐体裁的形成和发展上，民歌起着积极作用，许多歌舞、曲艺、戏曲和民族器乐的品种是直接或间接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各地的“花灯”歌舞、“花灯戏”、“花鼓戏”；牌子曲类、琴书类、杂曲类中的大部分品种；“河北吹歌”等乐种以及许多民族器乐曲牌，如《梳妆台》、《剪剪花》等均由民间歌曲发展移植或改编而来。

民歌对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也有积极影响。历史上，民歌曾哺育过文人、音乐家和职业艺人，今天仍是作曲家不可缺少的养料。“五四”以来优秀音乐家的许多经典作品都曾从民歌中吸取了营养；聂耳的《塞外村女》、《码头工人歌》、《大路歌》，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船夫曲》、《河边对口曲》、《黄水谣》等。中国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歌剧更和民歌有不解之缘：白毛女的主题取材自河北民歌《小白菜》、《青阳传》、山西民歌《捡麦根》；《洪湖赤卫队》采用了湖北省洪湖地区的民歌《襄河谣》等。电影音乐作曲家雷振邦的《冰山上的来客》成功地运用了塔吉克族民族的民间曲调《古丽别塔》。